难监管的岂止“蚂蚁”

马云上周末在声明自己是退休人士之后，火力全开，炮口对准中国金融监管体系。

其中最华丽的金句是——中国金融没有系统，哪来的系统性风险。暗指中国金融系统监管过于严苛。

这句金句显然是文字游戏，将“系统性”风险的形容词“系统”，偷梁换柱成金融“系统”的名词“系统”。

马云号称自己已退休的铺垫，并没有影响发言之后一石激起千层浪，一方面由于阿里的独特股权结构，马云虽然“退”但是难说“休”；另外一方面，蚂蚁金服正在IPO的路上，作为金融监管的对象，马云无论如何也是利益相关者，这番话则自然被理解为“为了利益开炮”。

不过，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，不想聚焦于蚂蚁金服太多，而是对科技公司的监管本身。

科技公司，尤其是掌握互联网平台的科技公司，渐渐在某种程度超越了“公司”的范畴，已经进入“公共服务”的范畴。

这自然有好有坏。

好处显而易见，比如楼下的水果摊也可以通过“支付宝”和“微信支付”搞起自己的收银台，如果网络普惠服务，这是不可想象的。

负面作用则在于对科技巨头市场控制力的担忧，一个可以掌握人们衣食住行的公司，不引发担忧是不正常的，无论中外。

对科技公司要进行监管，是共识。

但是如何对科技公司监管，是难题。

某种程度上来说，说一些巨头就是监管出来的，也不为过。

不说金融科技，就拿敏感程度较低的网络视频来说，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的申请条件是非常高的，新申请单位要求为国有独资或国有控股单位，注册资本应在1000万元以上。

由于在实际执行过程中，牌照的获取难度只能更大，于是对于商业公司而言，要想做此业务，只能斥巨资购买牌照，比如今日头条就在2017年收购了一家视频牌照公司。

因此，在绝大多数的业务都需要牌照的情况下，能够大规模经营互联网业务的公司只能是巨头。

虽然很多人在马云放话之后，呼吁对蚂蚁金服执行更严格的监管。但是如果不出意外，监管其实只能让蚂蚁金服变得更加不可动摇。

原因是简单的，更严格的监管（比如对蚂蚁金服套用巴塞尔协议Ⅲ）固然对蚂蚁金服的业务会带来挑战，但是客观上，这更会消灭所有可能出现的金融科技竞争者。

毕竟，如果以蚂蚁金服的体量都承担不了的监管，还有什么科技公司能承担得了呢？

而只管体制内听话孩子的不对称监管，同样只能让结果事与愿违，让野蛮生长的“门外汉”跑得更快。

对蚂蚁金服来说，其面临的风险只是减少了短期收益。对于潜在的挑战者而言，严格的监管，会让它们失去整个世界。或许这就是尽管对蚂蚁金服批判不断，但是IPO价格更加水涨船高的原因。

严格的牌照监管，稀缺的牌照资源，让市场幸存者只剩大公司，而规模越大的科技公司，监管难度又不断攀升。

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时候，流行一句话叫“大而不能倒”，说的就是某些巨头金融公司和产业经济关联太过紧密，如果放任其倒闭，反而会造成更大的损害，政府只能花钱去救。

于是，监管就成了两难。

在美国，一种做法是强制分拆：

在1911年，洛克菲勒家族标准石油公司被分拆成34家公司，石油大亨一去不复返；1945年，美国铝业公司被强行分拆，铝业寡头告别舞台；1984年，AT&T被分拆成八家子公司，电信巨头一蹶不振，甚至IBM和微软曾经也一度面临分拆的命运。

据海外媒体报载，四大美国科技公司目前也面临强监管威胁：

10月6日，美国国会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发布了长达400多页的反垄断调查报吿，称Google、苹果（Apple）、Facebook、亚马逊（Amazon）——简称“GAFA”——处于垄断地位。10月20日，美国司法部对Google提起反垄断诉讼；11月，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（FTC）可能对Facebook在社交媒体的支配地位提起反垄断诉讼。

但是，对垄断巨头分拆也未必是好办法，由于复杂的法律流程，拆分案一定一时是搞不定的，而技术的发展又是指数级的，不断变化的，很可能等现在的垄断案判定了，但被盯上的垄断业务已经不再具有垄断色彩，而新的垄断者或者垄断业务又出现了，监管永远慢不止一拍。

美国是如此，在中国，由于国情原因，更是无法根据市场垄断来实施拆分监管。

当科技公司的发展，以指数级的速度在变态发育，巴塞尔协议之类的监管已经完全行不通。

巴塞尔协议I有几十页文本，巴塞尔协议II有几百页文本，巴塞尔协议III有几千页文本，等到罢赛协议V，或许文本已经要几万页。

可几万页的协议就能覆盖潜在的风险么，答案大概率是否定的，因为科技业务的发展已经到了VI或X。

监管，永远赶不上发展。

巨头“无法”被监管，并非很多人认为的巨头“无法无天”，而是后知后觉的监管，天生与变态式发育的科技不相容。后知后觉不行，事先审批行不行？当然更不行，万事申请，何谈创新？

在数字世界，我们需要建立简洁的共识，而非复杂的规则。只可惜，似乎现在的舆论场，最稀缺的资源就是共识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