比丢钱包更可怕的事情

很多人丢过钱包，这是很糟糕的体验。但对一些人来说，丢了钱包中的“钱”反而是最不要命的问题。

热播剧《沉默的真相》中一段经典片段，是最好的注释。

故事发生在2000年后的数年间，剧中主角江阳本是一个在职场上意气风发的检察官，但为查明一件冤案真相而被栽赃嫁祸入狱，出狱后只得靠修手机手机贴膜为生，人生境遇一落千丈。故事发生在他出狱后的一天，和两老友相聚吃火锅时。

本来是还算值得高兴的酒局，却在江阳发现不小心弄丢了钱包戛然而止，一时间主人公表情悲伤茫然、不知所措。有钱的老友说，多大的事，丢多少钱，我补给你。江阳说不是钱的问题，还有身份证也丢了，要补办。干警察的老友又说，我就是做这个的，我让专人帮你补；但这些安慰于事无补，主人公止不住落泪，甚至最终情绪崩溃。

很多人被这场戏打动，有人说，这就是一个成年人被现实击垮的瞬间。

不过还有人做出另一番解释：江阳丢的旧身份证上，照片是当检察官时意气风发的样子。而现在再怎么补办，新身份证上却永远也找不回——他仅存的，能体现当年骄傲与自信的“信息”了。

他丢的不只是钱包，而是本应该精彩的人生。

对于剧情而言，这可能是一种过度解读，但在现实世界中，却不乏真实写照。

因为身份信息的丢失，对每一个人而言，从来都不是一件小事情。

与财物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相比，身份信息的丢失，甚至是更糟糕的。

剧中江阳所在的时代，身份证是他身份信息的象征，而现在，证明我们身份信息的象征，多了一部手机。

在网络社会，丢掉手机，就是丢掉身份信息，也等同于将钱财拱手于人。

前一阵，有个热帖刷屏，一个网络安全工程师丢了手机，结果被黑客团伙用手机中Sim卡瞬间攻破关联的所有网络资金账户，转账，办理贷款，套现等一系列工作，而作为技术专家的博主竟一时间无计可施。

曾几何时，我们要证明是“自己是自己”是一件难事，为此还有不少社会新闻少了热搜，证明官僚机构对民众的身份证明刁难。

但现在，别人可以很容易通过一部偷来的手机，证明他就是你，你就是他，手机已经成了我们的网络身份证，验证码就是“你”在操作的证据。

更要命的是，和丢失钱财相比，人的身份数据信息丢失是不可逆的，是永久的。

丢一件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，我们是可以找得回来的。而一旦找回，物权的转移是确定无疑的。

你重新拥有了丢失的东西，窃贼永远的交还了赃物。

但是信息的丢失，本质上是无法找回的，丢失信息，意味着永远的失去。

因为即使我们抓到了盗取的信息的人，也无法确保丢失的信息在他人的设备上已永久删除。

更何况很多信息，是看到即得到的。在没有掌握《黑衣人》中记忆擦除方法之前，信息泄漏是一条单行道。

也就是说，对于信息窃密，只有事后的惩罚，没有真正的追回。

我们在之前的奇客故事文章《数据不是石油》中曾论证，数据是有生命力的，而基于身份信息的数据，甚至可以看作是人在数字世界的人类本身。

因此，信息贩卖者，其实就是新时代的“人贩”。

可怕的是，我们在享受数据信息驱动的数字经济为我们带来的好处时，对此状况带来的负面效应，是毫无准备的。

第一，身份平台没有做好准备。

在手机成了我们的新身份证时，在运营商实际上成了数字时代的户籍科时，运营商的管理职能是缺位的。

在工程师丢了手机的案例中，原机主和黑客一个晚上轮番进行手机Sim卡挂失和解挂，往复争夺十数次，客服完全没有意识到其中是存在问题的。

第二，商业服务方也没有做好准备。

对于网络数字服务提供者而言，它们的安全机制，就是要你提供的更多的数据，拿到你的手机号码，你的邮箱，你的指纹，未来可能还会有虹膜数据。

服务方表面的理由，是为了交叉验证更加安全，但这其中的悖论是——我们为了数据安全，反而要公开更多的数据。从邮箱到指纹，这些越来越隐私的数据，为更严重的安全隐患埋下伏笔。这种安全机制，无异于用海水解渴。

第三，监管部门也没有做好准备。

欧盟是最尊重公民数据隐私的区域之一，推出了GDPR——世界最严格的法规保护用户数据。

但它的逻辑同样存在缺陷，GDPR的机制是将数据决定权完全交给用户，但一次我和《大数据时代》作者、牛津大学教授维克托·迈尔-舍恩伯格（Viktor Mayer-Schönberger）沟通时（详见《对话维克托教授：再见金融资本主义，你好大数据资本主义》），他抱怨的说，如果用户能判断何时交出数据是安全的，还要监管部门干嘛呢？

在所有人都没有真正做好准备的时候，数字时代就这样轰鸣而来，开始控制着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了。

而我们的选项似乎也只剩下0和1，选择0，就是拒绝一切网络服务，隔绝于数字世界。选择1，就是在数字世界裸奔，别无他法。

钱包、保险箱是用来收纳和保护“钱”的，可是我们如果甚至都不再使用印刷而成的“钱”的时候，收纳保护数据的“信息包”和“数据保险箱”由谁来提供呢？